李晓波到西山煤电华通水泥公司调研

如果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可以借鉴国外有关经验，设立必要的门槛，对审查的启动要件进行明确规定，将那些不符合法律要件的申请排除在法律程序之外。

特别是创制了行政诉讼和行政程序法典之后，行政契约类型也逐渐抽象化，但是我国台湾地区仍未完成行政契约法定化和有名化进程。[84]范扬，见前注[7]，第274页。

公有私产占用、买卖、租赁契约，以及不具有公务员资格的雇用或聘任人员的雇佣契约等。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优越权、意思表示公定力主张，与契约概念抵触，导致行政契约与行政处分之间的区分模糊不清。在立法之前，有学者主张从内容上看，行政契约也可以分为调解契约和双务契约。[15]参见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24号之大法官李志鹏《不同意见书》(1993年7月16日)。客观上属于公法契约的事项，即使当事人以私法契约缔结，仍属公法性质。

[53]黄異，见前注[37]，第126页。[47]上述契约识别标准，是客观的公法性关联标准。合众为一概括了美国宪法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它问的是奥巴马医改是否符合1787宪法及之后的修正案，特别是是否符合贸易条款（commerce clause）中规定的联邦国会权力。以开头提到的同性婚姻案件为例。第四部分从法律的角度看待美国宪法，即美国宪法如何以法律的形式展现出来，或者说美国宪法主权的法律形式如何促进合众为一的整体事业。然而，大部分争议问题无法直接在文本里找到答案，因而必须问下一个问题：没有针对具体问题作规定的宪法，会把此问题交给哪个机构来决定？联邦政府抑或各州政府或各州人民？若由联邦决定，就要有统一规则。

套用德沃金的比喻，美国宪法是一部集体创作的连环小说（chain novel）。律师和法官都必须用一个看起来与实际问题不甚相关的条款来决断案件。

美国国玺上铭刻了美国的立国原则：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以2012年的医疗保险案为例。如果没有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bury v.Madison），美国联邦层面的成文宪法很大程度上就更多地作为政治宣言和政府图示而被理解和看待，而未必是用于庭讼的法律规范。美国宪法脱胎于启蒙理性指导下形成的政治科学，但在历史中形成了公民信仰的政治神话。

如果没有宪法文化和宪法崇拜，宪法无法限制政治权力和实现保护公民权利的功能。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权威的宪法解释者，权威的解释者并不一定产生最好的解释，而只是最终的解释。相较于国会和总统（因为任期限制不具有持久的统一象征性），最高法院便于实现国家统合的政策，并且形成代际综合的公共形象。而第二种态度则有所不同，可称为科学式的，多存在于学术研究中，呈现为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于脑科学）或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进路。

然而，仅有司法审查并不足以支撑宪法实施。秉承此种态度，学者会通过实证研究探究法官的政治立场、提名过程、个人经历、宗教信仰、司法哲学、学历背景、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等等。

学生须从案例中总结原则，熟悉先例规则，习得职业礼数，从而融入法律共同体——如同新教士进入一所教会一般。在通常的印象和论述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宪法得以落实的重要——甚至是最重要或唯一——的制度。

换言之，本书的态度在于既不传播神话，亦不戳穿神话，而是探究神话的内在意义结构和深层想象系统，将美国宪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理解。更为令人吃惊的是，主审意见最终认为，联邦国会的贸易权力并不能支持医疗保险法案，但国会可以从征税权中引申出强制个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权力，因而符合税收条款。方法与结构 晚清以来，中国学人即开始接触美国宪法。坚持认为今天的宪法仍然是当年的宪法，坚持将成文宪法作为国族认同的标志，需要一种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强大想象力。我们需要探索支撑《美国宪法》表层运作的深层结构，方能够不仅观其现象，而且理解其意义。在空间维度内，美国宪法代表的是领土融合，形成一统的国家。

美国宪法当中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堕胎权利或同性婚姻权利——无法通过阅读宪法文本而获得理解，而必须通过把握其深层结构才可以。具有违宪审查权力的美国最高法院亦是集权化的力量。

很多人会认为，宪法问题应该由法院来决定，甚至只应该由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来决定。在美国，宪法是政治权力的文学表现。

而若将同性婚姻争议作为美国宪法问题进行论辩，须用另外一套语言。但是，在联邦层面，谁来决定的问题至今仍处于重大争议之中。

作为一种权威的政治文化意象，美国宪法凝聚国家认同与民众崇拜，为宪法执行提供社会心理基础。《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了国会有权规制州际贸易和印第安人的贸易，以及和外国人的贸易。美国宪法所处的语境有一套逻辑和深层意义结构，将偶然和特定的历史因素和政治特征连接起来，构成整全的宪法叙事与价值体系。如同《圣经》、《论语》或任何经典文本一样，美国宪法文本中的语词需在把握历史中的层层解释之后才能得到理解。

在卡恩看来，法律研究的目标是理解支撑法律运作的意义世界和象征系统。相反，是司法审查创造了现在通常所谓的美国宪法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宪法的成功需要一种政治文化的支撑：公民和官员将宪法看作本民族最为重要的政治象征予以崇拜和信仰。内战之前南北双方曾争辩奴隶制存废问题即是如此。

若严格执行宪法标准，当权派无人能就任总统。……从历史的观点看，法律总是某一个民族关于其冲突和忧患的规范性表达，也是特定希冀和愿望的反映。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曾有论述：人依靠象征生活，象征构造了人的世界。正如尼采所说：并没有事实，全部都是解释。在法律维度上，美国宪法代表的是对于各种宪法解释的统合，形成权威的声音。要而言之，美国宪法的成功不仅在于设计完好的制度，而更在于支撑制度运作的文化。

在前一个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很大程度上，宪法问题是一种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问题：针对宪法本身就某个具体问题的规则究竟为何？人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宪法的意思？是否真的存在一种无可辩驳的、唯一的宪法真理？政治家和法官应当如何解释宪法？究竟应当执着于宪法文本的原始意思、立宪者的原始意图，抑或社会变化发展所引起的新理解？ 历史地看，美国最高法院当然并非只在2015年作过高度争议的判决。

此种职业主义论述主宰了美国法学院中理解美国宪法的主流。由此可见，一份文本不会带来宪政，要害在于文本背后的伦理准则。

而要回答以上问题，仅仅阅读《美国宪法》的条文规定、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词、甚至美国宪法教材或介绍读物，都无法令人满意。其次，在宪法问题上面，下一步的问题是究竟应该由谁来决断？简单的回答是：宪法本身作决断。